封闭必然落后 开放带来进步

广东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发展特点,一种是以招商引资为重点、一种是以民营经济为重点、一种是以体制创新为重点,这三种模式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可谓是弹指一挥间,但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12.24万亿美元,按人民币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33.5倍,年均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2.78%的水平。我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对外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资产规模大国。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

改革开放的40年里,我们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之间,通过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和国际合作,搭建了一座桥、开了一扇窗。由于引入了国际市场经济因素,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引入了全球先进发展理念和优质要素,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意识大大增强。

对外开放的本质是改革。由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探索对外开放的内在规律;坚持基于全面深化改革指向的对外开放,渐进推动、增量改革、先试点后推广,逐步扫清了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路径依赖的对外开放方式,从历史视野、全球视野、战略视野出发,稳妥推动对外开放由浅入深、逐步深化;坚持掌控和防范对外开放中的国际重大风险和外来冲击,在把握开放期与兴盛期在历史上往往是重合的战略机遇期的同时,注重防范化解开放期与风险期也往往是重合的开放潜在风险和矛盾;坚持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之间的统筹协调,稳中求进,在开放中探索、探索中改革、改革中前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发展模式和经验。

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

当今世界上有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构成了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东亚又有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以台港澳企业为代表的代工、贴牌生产方式,参与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另一种是以日韩企业为代表的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生产方式,参与国际产业间、产业内分工体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市场经济第一桶金是台港澳投资企业用“三来一补”的方式送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代工、贴牌的生产模式。

值得探索的是代工贴牌生产方式为什么会持续30年,直到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外资企业为主、代工贴牌为主、低端组装为主)的规模都大于一般贸易出口(本地企业为主、自主为主、低端为主)。一方面,代工贴牌不需要自主技术、品牌和渠道,容易发展;另一方面,代工贴牌能在短时间内上规模,容易出政绩。

两次危机对我国对外开放模式调整的影响

一次是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是亚洲生产网络的危机。此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奇迹是外延式增长而不是集约式增长,靠增加投入而不是生产率实现增长的模式很快会达到增长极限。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日本、韩国的半导体、汽车、钢铁等大企业集团,也影响了中国学习日韩发展模式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为美欧代工贴牌的台湾企业没遭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有一种观点认为,为美欧代工贴牌比独立自主发展本国自主技术更有效率,既可以搭上美欧技术进步和金融效率的便车,又可以节约自主研发、品牌和营销渠道的支出,这种流行观点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次危机是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生产网络。在这个时期东亚模式出现了分化。韩国人均GDP在2005年超过了台湾。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用代工贴牌的模式搭上美国企业便车。而韩国是用自主方式搭上大陆经济便车,事实证明,美国经济和产业空心化拖累了台湾经济和产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大陆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接连出现了消费升级浪潮,先后带动了轻纺工业、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增长。由于台湾搭上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便车,韩国搭上了大陆产业转型升级的便车,最后使得台湾和韩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业绩和产业竞争力,如集成电路,三星超过了台积电。

新形势下结构调整比总量增长更重要

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从广东、江苏、山东三省的经济数据比较可以看出,2009年以来,江苏、山东在多数年份的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要快于广东,但广东在多数年份的用电量、货运量、信贷余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要好于江苏和山东。也就是说,总量增长的速度竞争在一个较长期掩盖了结构转换的质量竞争差距,呈现出不同的增长实绩和动能转换效率。然而,广东省内发展差距明显大于浙江、江苏和山东。

广东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发展特点,一种是以招商引资为重点、一种是以民营经济为重点、一种是以体制创新为重点,这三种模式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2013年以来发生了新变化:招商引资的模式开始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民营经济的模式开始招商引资,创制创新模式开始构建跨境创新网络。一个变化是开始补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短板,如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公共医疗保健等。另一个变化是开始积极探索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改革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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