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主导信用评级机构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的中介服务业,信用评级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

作为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的中介服务业,信用评级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掌握了信用评级话语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全球信息主导权和资本配置权,评级高低将直接影响受评国家或企业进行海外融资的成本高低和利率水平。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各国逐渐形成加强评级监管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着手扶持本国评级机构发展,依赖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俄罗斯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凡发行本币债券和银行借款必须由其唯一的本土机构进行评级;韩国加强了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这些迹象表明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来抗衡现行国际评级体系是各国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

目前,国际主流信用风险评级机构主要有三家,分别为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 Ratings),并称为“Big Three”。截至2014年,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共占据约95%的市场份额,其中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分别占据40%左右,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占据15%。

债券市场越发达,信用评级的作用越重要。从长远来看,我国债券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近年来在国内外的项目将激发数万亿的投资需求和规模,而目前股票市场的规模不到1000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途径十分受限,因而债券市场(包括金融债券)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加强对企业债券的信用评估,并提高评估水平,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亚投行”业务的展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建立一家独立自主、公平客观的评级机构将成为我国现阶段重要的发展需求。

培育有权威和公信力的国际评级机构,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加入WTO后,国外评级机构纷纷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而国外评级机构并未能真正透彻了解中国情况,其评价标准和原则或带有很大偏见,评价结果难免有失偏颇。虽然我国经济连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但是我国国债在较长时间内评级竟然低于非良好发展的国家。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有享誉世界、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能够一言九鼎的新型权威国际评级机构。

历史的挑战与现实的机遇

受限于新生的、以银行业务为主导的资本市场,我国债券市场从创立之初就规模较小。1987-2001年,我国累计发行企业债券2000多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发债额仅300多亿元。我国新生的资本市场创立之初受制于多种客观因素,诸多弊端让投资者望而却步。因而,在债券市场上个人投资者较少的环境下,我国的评级机构从建立之初就是通过牌照而非投资者需求成长起来的,评级机构并没有向投资者传递信息的作用,从而市场基础薄弱。

同时,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和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发展也处于初期,评级质量的提高需要时间,评级结果的检验也需要时间。此外,信用评级机构的同质化过高,不管什么评级业务,几乎所有评级机构都表示愿意并且能够承接。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评级机构缺乏真正的拳头产品和核心竞争力,也即没有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某种产品的评级方法。在实务中,甚至出现过将信贷企业评级指标体系略加修改后即用来评价债券、短期融资券的情况,不同评级产品之间的差异化被抹煞。例如安然事件之后,国际评级机构分别开发出新的产品,以提供增值服务,如惠誉公司、标准普尔公司推出的挽回率评级、公司治理评级等,穆迪公司推出的财务报告评价、流动性风险评价、风险管理评估、表外评估等改进服务产品。相比之下,我国评级业目前的产品还比较单一。评级机构囿于数据库、人员等方面的限制,在增值服务上进展缓慢,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自身发展受限以及市场认可度低的情况下,信用评级机构在人才吸引方面也表现出了弱势。人才吸引力的弱势使得评级机构自身的专业性和发展性又进一步受限。

在政策制定和监管方面,我国尚无明确政策法规限制外国机构进入中国评级市场,而且迄今为止,没有法规明确评级机构归口哪个部门管理。有关部门仅依据其业务需要选择用谁的评级结果,是选中资还是外资也无法规和政策依据。在我国自身相关机构尚未发展成熟的状态下,外来的力量过于强大,对我国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限制。

在全球对更公平更完整的评级机构体系的强烈希望与不断呼吁的背景下,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迎来更多通向世界舞台的机会。“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亚投行”等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出现,为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因而,在当前的历史机遇下,由我国倡导发起一家全新的独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并力图成为三大评级机构外的重要补充,将成为可能。

2015年以来,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发布了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评级报告,包括匈牙利、立陶宛、马来西亚、乌克兰、波兰、新加坡、菲律宾、土耳其等国。2015年5月,中诚信国际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对沿线27个重点国家进行具体国情和风险刻画,以期为企业和公众提供清晰的风险路线图。

“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为设立“中国主导”信用评级机构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多、投资周期长、投入资本量大,实施过程中必然面临挑战,其中最大风险在于对沿线国家国情的“不熟悉”,信用风险评估的作用由此凸显。而传统的三大机构对沿线国家的熟悉度较差,且没有相应的配套条件支持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工作来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因而,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建立我国主导的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施展自身优势的平台。

其次,“一带一路”会带来巨量的资本跨境、跨国流动,而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信用评级思想和体系跟不上资本跨国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在可以把握话语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努力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包容、互补和制衡的信用评级体系。

再次,随着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世界银行首期SDR计价债券在我国市场的发行,我国债券市场的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债券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和发展。而“一带一路”建设势必会对我国债券品种提出新的要求,我国债券国际化的步伐也会因此而加快,作为债券资产定价重要依据的评级市场,伴随我国债市的迅速发展和债市国际化的进程,也将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

最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势必会有大量外国企业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将共同面对东道国主权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企业需要专业化的评级机构提供有效信息和风险评判。由此,我国主导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覆盖面。通过主动权的建立, 逐步扩大专业性和公正性的影响力,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强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是首个由我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立和发展与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相依相生,互相促进。

首先,亚投行的职责主要为通过贷款、股权投资、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因此,亚投行业务开展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为建设能够科学反映该区域特征的主权债务评级体系,突破传统的欧美信用评级模式,推动区域信用评级机构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亚投行的存在将为推动亚洲区域性乃至全球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其次,要满足亚洲地区基础建设总投资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撬动民间资本至关重要。亚投行可以通过配套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投融资以保证资金规模,设立信托基金等方式推进金融机构或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等。因此,培育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亚投行专项基金实现高效运行,也是其发展所需。

设立我国主导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议

构建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评级体系,我国主导评级机构自身面临的挑战将主要包括公信力、竞争力和人才吸引方面的问题。其中人才吸引问题的解决恰恰依赖于该机构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特别强调了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基于香港的战略地位优势,我国需要利用香港地区的资源和经验,促成跨界、跨境的“评级联盟”推动评级机构走出去。新的评级机构可以由国际组织、我国金融机构、半官方机构等组成,共同参与搭建一个战略网络和评级平台。这也有助于解决我国评级机构走出去过程中不大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并增强该机构第三方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元素,减少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增加竞争力。

具体来讲,在公信力方面,我国主导评级机构应考虑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结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借助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带领新的评级机构走出去,这是走向全球化评级市场的第一步。评级行业的国际化,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实现;

开拓东盟地区也是新的评级机构国际化的可行路径。对于东盟地区,我国具有地理区位优势,且在传统与文化方面与其相近,可考虑以东盟经济区为评级业扩展的出发点;

加强与欧洲等地区的合作,同时依托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投行这些国际组织机构,开发推动新的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信用评级体系,尤其是主权评级体系;

可以通过在不同的区域建立分支机构或者兼并、收购同行企业、雇佣当地高端人才等走向国际舞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达成后,进行服务的本土化扩张。服务本土化有利于对于当地金融环境、市场特点、客户心理以及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从而获得当地客户的信任;

尝试同三大评级机构共同发布相关评级,逐步提升投资者认可度,循序渐进扩大新的评级机构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

在提高自身竞争力方面,我国主导评级机构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这是新的评级机构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相关软硬件的投入,吸引和留住相关人才,展开相关业务,保证评级质量都需要有资金来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国际三大评级公司有全球主要地区和企业的数据,新的评级机构也需加强数据积累和数据库的建设,这是展开评级工作的基础和最宝贵的资源;

采取得力措施引进国际先进评级技术和优秀人才,提升评级活动的整体技术水平,这是展开评级工作的重要保障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国际优秀的评级机构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通过多年的评级活动,摸索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评级指标体系,新的评级机构可以适当借鉴国际惯例做法;

大力开展评级技术基础研究,并结合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完善丰富评级技术体系,做到既全面、系统,又有一定科学性;

加强新的评级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

加强国内现有各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共同就规范行业秩序、完善评级体系、提高评级业务水平、加强行业自律以及加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等方面进行磋商。

除了新的评级机构自身的努力,我国需要在政策层面给予更宽松的环境及更大力度的支持。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和环境优化:一是逐步完善评级市场的监管机制,推进评级机构评级体系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保证新的评级机构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级活动;二是加强评级文化的宣传,传播信用理念,提高全民族的信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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