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治酒驾一样对假货犯罪“零容忍”

假货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它的腐蚀性很强,长此以往,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成长。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不仅涉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更关系到国家形象。

目前我国治理假货的刑罚模式缺陷明显,存在定罪标准唯数额论、犯罪黑数高、法定刑过轻、犯罪成本低等问题。制假者会通过货物、商标分离,分散生产、售前组装,订单化生产假货而不囤货等方式,减少被查获的假货货值,规避刑事风险;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假货类犯罪的定罪标准,都需要3万或5万元的金额,“唯数额论”给犯罪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的空间。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例偏高,难以产生震慑效果;且对制假售假者只能判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颇丰,惩罚不力,导致假货类犯罪的累犯、再犯现象严重。

近年来,各地制假售假团伙为了逃避打击,反侦查能力和意识不断增强,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的现象日益严重,打击难度不断增加。而打假要从源头打击、全社会综合治理也正逐渐成为多方共识。

笔者从立法端建议:第一,降低入罪门槛,适度扩大打击范围。包括刑法的定罪标准从唯数额论转向多元化,将“多次制假售假”“受到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第二,加重法律责任,增加违法成本。一是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以限制适用缓刑;二是取消倍比制罚金规定,提高罚金数额;三是强化附加刑的力度,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等规定;四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制假售假者从市场生产活动中彻底排除;五是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

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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